為官不為個人自查報告

自十八大以來，*重拳“打虎拍蠅”，在此期間落馬的高官達到60多人，拍下的“蒼蠅”更是不計其數(shù)。隨著*反腐力度的不斷深入，干部隊伍中產生了“工作沒法干了”、“不干平安，干怕出錯”的消極認識，一時間個別基層組織、部分部門工作人員高掛起“免戰(zhàn)牌”，消極怠工。之所以出現(xiàn)干部工作不作為、不敢為的現(xiàn)象，在筆者看來，背后折射出的是“為官者”信念的滑坡。

“理想的動搖是最危險的動搖，信念的滑坡是最致命的滑坡�！崩硐胄拍钍撬枷牒托袆拥摹翱傞_關”，倘若領導干部理想信念松弛了、不牢固了，很可能會弱化自己的黨性修養(yǎng)，動搖自己的道德紀律“底線”，其危害性不容小覷。多數(shù)落馬官員在懺悔書中的反思，自己“放松了黨性修養(yǎng)”、拋棄了“理想信念”……為此，現(xiàn)今的領導干部務必要樹立“三觀”，警防自己信念滑坡，堅守“要拎著‘烏紗帽’為民干事”的理念。

要守得住清貧，樹立正確的金錢觀。作為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一員，領導干部也不可避免地要為生計籌謀，但當官和發(fā)財是兩條道，不能兼得。“當官就不要想發(fā)財、想發(fā)財就不要去做官”，為此領導干部要做精神上的富有者，努力適應新形勢下的公務員薪資待遇，調整心態(tài)，降低對工資收入的期望，從清貧樸素中汲取力量，牢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理想信念。

要耐得住寂寞，樹立正確的權力觀。“權力來自于人民”，領導干部不能把自己手中所掌握的權力變成觥籌交錯中換取利益的籌碼，要以“慎獨”的精神適應新形勢下的“冷板凳”和“無人問津”，遠離“山頭主義”、“圈子文化”，從寂寞中找尋真實，努力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

要禁得住質疑，樹立正確的政績觀。政績不是財稅報表上驚人的數(shù)字，不是城市里高聳入云的鋼筋鐵骨，不是政府響亮的發(fā)展口號，而應該是青山綠水，是生態(tài)宜居，是幸福和諧。領導干部要拋棄改革開放以來唯“GDP”論英雄的狹隘政績觀，以改善人居環(huán)境，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數(shù)”為目標，放緩發(fā)展腳步，追求和諧自然。從質疑中堅定信念，有所為，有所不為。

“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鳖I導干部要做到“在其位，謀其政”，努力適應新形勢下的官場“新常態(tài)”，加強黨性修養(yǎng)，警防“為官不為”沖垮自己的理想信念，爭做“為官一任，造福八方”的一名好官。

(2)

“為官不為”今年首次進入《政府工作報告》，李克強總理在總結2017年工作時對“懶政”問題直言不諱：“政府工作還存在不足，有些政策措施落實不到位。目前少數(shù)政府機關工作人員亂作為，一些腐敗問題觸目驚心，有的為官不為，在其位不謀其政，該辦的事不辦。”

古人云：“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政府官員在其位謀其政，任其職盡其責，即便是在古代封建社會，也是一項基本的政治倫理要求，是立身之本、從政之要，更不要說在21世紀的今天，沒有哪個國家和社會，能夠容忍官員拿著人民的錢，卻不為人民辦事。每一個官員都應該牢記，人民是自己的衣食父母，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所以要時刻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做一名敢擔當、能負重、有作為的官員。

眾所周知，“為官不為”在中國是個老大難問題。有的官員把自己當老爺，沒有當上官時還能兢兢業(yè)業(yè)、克己奉公，一旦做了官，就認為該享受了，不但不做事，而且還要耍威風，忘了責任意識。尤其是感覺自己晉升無望時，就得過且過，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墮落成碌碌無為的懶官、庸官。有的官員將手里的權力當成尋租的資本，而不是為人民服務的工具，刻意不為，民眾千急萬急，他卻是不見兔子不撒鷹，說白了，就是奉行“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官場劣習，把手中的權力當成自己牟取私利的資源和工具。有的官員奉行“無事就是本事”，害怕多做多錯，只做太平官，看攤守業(yè)，求穩(wěn)怕亂，為了不出事，寧愿不干事。如此尸位素餐，既誤時誤事，為民眾所不齒，而且有的甚至已經構成瀆職犯罪，不能單純地將其視作“不為”。

“為官不為”首次寫進《政府工作報告》，有著鮮明的時代背景和現(xiàn)實針對性。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之下，經濟體制改革提速與經濟下行相伴，行政體制改革提速與強力反腐相伴，無論經濟調控還是行政治理都已進入了“新常態(tài)”，一些官員面對“新常態(tài)”，表現(xiàn)出了無奈的“不為”和有意的“不為”。

在經濟新常態(tài)下，要發(fā)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要處理好市場與政府的關系，政府大包大攬的情況必須進行改變，一些官員不與時俱進，不主動適應，在岸上觀望，以“沒辦過”“不會做”來為自己的懶惰作擋箭牌。在行政新常態(tài)下，有的官員錯誤地將簡政放權理解為什么事都推給市場，當起甩手掌柜，事不關己高高掛起，該辦的事不辦，該擔的責任不擔，貽誤了處理問題的最佳時機，造成了經濟社會發(fā)展的被動局面。

而中央反“四風”、改作風、高壓反腐更是讓一些官員找到了“為官不為”的新借口：“官不聊生”，有什么干勁?“規(guī)矩太多”，有什么搞頭?“動輒得咎”，何苦甩開膀子干?對中央禁令采取軟抵抗，留戀過去的亂作為，容易發(fā)財?shù)呐f時光，對“新常態(tài)”嘴上不說，心里抗拒，消極應對，敷衍塞責，做樣子，走形式。其結果是人員不管，工作不做，經濟上不去，社會不和諧。

這說明長期以來，一些官員已經習慣了胡搞亂為，習慣了有錢就做事，為錢多做事，不該做的也攬過來做，不該拿的錢也拿�，F(xiàn)在稍加規(guī)范，一些官員就不適應了，背底下有怨氣、有怨恨了，但是又不敢公開反對，更舍不得辭職走人，于是就采取了“為官不為”的軟抵抗方式。

然而一個國家、社會的正常運轉，很大一部分要依靠政府工作人員用心辦事，提高行政效率，如果很大一部分官員對中央采取“為官不為”的軟抵抗，懈怠無為，一者人民群眾難以得到良好的公共服務，二者損害黨和政府的形象，整個社會的運行發(fā)展必定堪憂。